夏玉润同志经过二十多年潜心研究而写成的《朱元璋与凤阳》，以朱元璋在凤阳的活动为轴线，采用糖葫芦串的结构形式，依次叙述明代以前凤阳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朱元璋的青少年时代和起义初期的活动、明中都的营建与罢废、明皇陵和祖陵的营建与管理、凤阳府和中都留守司的变迁、凤阳移民的构成与分布等，以点带面地反
夏玉润同志原在安徽凤阳县文化馆从事音乐工作。“文革”后期，他有幸结识下放凤阳“五・七”干校劳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王剑英先生，听他讲述朱元璋和明中都的兴废，不久又得到一部王先生的专著《明中都城考》油印本（后由中华书局出版，改名为《明中都》），从而对朱元璋和凤阳的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文革”结束后，夏玉润同志便萌生撰写《朱元璋与凤阳》的念头，着手有关资料的搜集与挖掘工作。二十多年来，他不仅利用各种出差机会，到北京等地查阅有关历史文献，而且抓紧每年寒暑假陪夫人返沪探亲的宝贵时间，到上海图书馆披览有关的正史、实录、政书、方志、野史笔记和私家文集，摘录了大量文献资料。他还利用自己熟悉家乡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的有利条件，追寻当年朱元璋的足迹，查勘有关的文物古迹，获取丰富的实物资料，并走访各个村落的父老乡亲，搜集许多民间流传的口碑资料。长期的搜集与积累，使本书的资料显得相当丰富而翔实。
在广泛搜集、发掘资料的同时，作者还注意做审核、辨析、考订的工作，从而纠正了不少史籍记载的讹误，解开许多浑沌不清的谜团。例如明中都皇城的宫殿建筑，史籍仅有兴福宫和广安宫的记载，而未见有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的记载。三大殿究竟是尚未建造还是已经建成而后因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诏罢中都而扒拆掉的，就成为一个历史之谜。作者经过细致的考察，注意到已发现的中都奉天殿“金台”台基四周六根金銮柱的石础中的五个石础，其中最大的石础为２７０厘米见方，面积约７．３平方米，而北京故宫太和殿的四个金銮柱石础只有１６０厘米见方，面积仅２．５平方米，推测中都三大殿的规模当大于北京故宫的三大殿。但北京故宫三大殿的台基东西宽１１０米，南北长２００米，中都三大殿现存台基遗址东西仅７６米，南北长仅１０１米，显然难以排列三大殿。后来，作者从贝琼的《清江文集》中读到一篇《游山诗序》，记述他在中都国子监任教时于洪武九年秋月朔与同事、监生一起秋游的见闻，中有“时宫殿未营，朝市之位已定”之句，再联系南京、北京宫殿的营建都是大内正殿最后完工的情况，终于得出了中都三大殿尚未建造的结论。又如凤阳高墙的始建年代，史籍记载有宣德二年（１４２７年）和天顺（１４５７～１４６４年）以后两说，究竟何者为是，如果是天顺以后又指的哪一年？作者经过缜密的考订，认为景泰二年（１４５１年）明代宗废广通王、阳宗王为庶人，遣送凤阳看守皇陵，“仍敕内官黎贤往凤阳会同内官雷春并中都留守司、凤阳府修理城垣、房屋、门禁，与之居住，务在坚牢”（《明英宗实录》卷２１１），这是高墙的雏型。成化三年（１４６７年），因凤阳外城倾圮不堪，淮扬巡抚滕昭上奏，建议将废广通王、阳宗王等人及其家属迁出凤阳，而将已在凤阳住了六七十年的建庶人、吴庶人后裔及亲属迁置军卫城池或中书省房舍之内。但礼部官认为不可轻易迁置，“其城池未备，自可修筑坚完，以为经久之计”。明宪宗最后同意礼部的意见，也认为“安置已定，不必动”（《明宪宗实录》卷４７）。这个“修筑坚完”、“以为经久之计”的“城池”、“房舍”，才是正式的高墙。１８年后，守备凤阳太监李棠奏报“故吴庶人姊年八十六岁，近卒于高墙内”（《明宪宗实录》卷２６９），高墙一词便首次出现于官方文书之中。这些考订，都是令人信服的。
本书利用丰富的资料，广泛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多种研究方法，对朱元璋和凤阳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明中都的布局设计问题，王剑英先生的《明中都》“考其设计，则依法《周礼・考工记》，如左祖右社、前朝后市”，本书则进一步指出，明中都除取法《周礼・考工记》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寝、三朝五门等制之外，还依据传统的“三垣”理念，采用里外三道城墙三环相套的格局，并运用堪舆之术，仿效宇宙星象的手法，来规划布置城内外的各种重要建筑，以突出皇权的至高无尚，“这一布局，使明中都成为我国封建王朝最规范、最合乎规制的都城。其规范、规制就是突出皇权”（第２１３页）。又如明皇陵，由于陵主即朱元璋父母是贫苦的农民，历来未被我国古代陵寝研究者所重视。作者经过深入的研究后指出，明皇陵虽然保留了唐代陵寝特别是宋陵的某些痕迹，但更多的却是对唐宋陵寝制度的变革，如摒弃北宋盛行的理气法而改用形势法卜选陵址，实行帝后合葬体制，首创三环相套的都城式格局和天圆地方的形制，创立金门、享殿和明楼制度等，都是中国陵寝制度的创新，从而奠立了明陵的规制，对此后的明清陵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见解，都是颇为新颖而独到的。
整部著作通过具体史实的叙述，深刻地阐明了这样的主题，即“贫穷造就了一位开国皇帝，而开国皇帝赐予家乡的恩惠又还原成贫穷”。作者指出，自春秋至北宋年间，淮河独流入海，水系稳定，植被生态良好，洪涝灾害较少，农业生产有着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南北朝以后，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社会经济在唐宋之时达到鼎盛。但是，淮河处于黄河、长江之间，是中国自然地理的一条分界线，每当王朝更替或南北分裂政权对峙时期，淮河两岸往往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地处淮河岸边的凤阳，二千多年来一直是“治日少而乱日多”，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大起大落的状态。到了元末，残暴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加上朝政的腐败、吏治的黑暗和持续不断的灾荒、瘟疫，更使社会经济陷入凋敝衰败的困境。朱元璋就在这样的年代降生在濠州钟离即今凤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小为地主放牛。１７岁时遭逢一场大瘟疫，父母长兄皆亡，他孤无所依，只得入寺为僧，不久外出游方乞食，在淮西流浪了三年。后来返回寺院，仅过三年，寺院又毁于兵燹，他彻底失去生活的依靠，终于投奔了红巾军的起义队伍。经过战火的洗礼和锤炼，朱元璋逐步成长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尔后依靠起义农民的力量，推翻元朝统治，建立了大明王朝。但是，明朝与元朝一样，仍然是个封建王朝。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所代表的是全国地主阶级的利益，他的所作所为也必然是按照地主阶级的意志强化封建专制的统治。因此，尽管他在建国初期出于浓厚的乡土观念，不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凤阳营建中都，诏罢中都后又营建皇陵、龙兴寺和祖陵，移民屯田，兴修水利，并下令永远免除凤阳和临淮两县的赋役。但是，他营建皇陵带给凤阳人民的赋役负担，却远远超出他免除的赋役，使百姓困苦不堪；他为护陵所设的八卫一所，又导致太监作乱、士卒扰民，使百姓难有宁日；他在凤阳设置的一套衙署，也成为孵化贪官污吏的温床；他的移民政策，更是造成百姓四出流亡，十室九空。正像那首著名的《凤阳歌》所唱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无庸讳言，这部业余研究者的作品，还存在某些不足。综观全书，具体史实的叙述较多，理论分析较少，因而影响了论述的深度和力度。书中的某些论点，如说道家和道教思想文化是凤阳古代地域文化的主流，尚值得商榷。个别史事的叙述，偶有失实之处，如称凤阳为明朝的陪都等。此外，以“孕龙之基”、“龙飞淮甸”、“龙脉皇陵”作为章的标题，也显得过于陈旧。指出这些缺陷，并不是对作者的苛求，更不是否定本书的价值，而是希望夏玉润同志能继续坚持研究工作，以期取得新的突破，获得更丰硕的成果。
（《朱元璋与凤阳》，夏玉润著，黄山书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５２．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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